通向进出口代理强国的必由之路

培育对外贸易新优势，主要是培育出口新优势、提升出口国际竞争力。出口属于流通活动，是由生产决定的。要培育出口新优势，核心是从生产入手，通过技术进步、生产要素质量改进和效率提高，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生产创造出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改善贸易制度和政策环境，提升出口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最终扩大出口规模，增强出口效率。因此，与传统的出口竞争优势不同，竞争新优势要以全方位提升生产要素效率为核心，以技术创新为依托，以提升产品质量为基础，以体制改革和政策优化为动力，以主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为保障，形成系统性优势，着力于提高外贸效益。

前不久，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要求大力调整外贸结构，全面提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水平，努力构建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新格局，营造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完善对外贸易政策体系，加快提升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最终实现五个转变：一是出口由货物为主向货物、服务、技术、资本输出相结合转变；二是竞争优势由价格优势为主向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综合竞争优势转变；三是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转变；四是营商环境由政策引导为主向制度规范和营造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转变；五是全球经济治理地位由遵守、适应国际经贸规则为主向主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订转变。《意见》确定了提升我国贸易国际竞争力、培育对外贸易新优势的目标和举措。

传统竞争优势削弱

外贸增速回落到个位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抓住全球制造业大转移的机遇，制定优惠政策，大胆吸收进出口代理，承接东亚、欧美转移出来的生产能力，发展加工贸易，有力推动了工业化进程，成功加入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之中，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同时，不断增加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投入，通过粗放型的经济扩张拉动经济增长，实行出口导向战略，主要依赖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和价格优势扩大货物出口，对外贸易取得超常规增长，形成了外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对外贸易的扩张拓展了资源配置空间，增加了就业机会，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如今，中国外贸条件发生了显著变化，世界经济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全球总需求不振，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明显放缓，世界科技和产业革命孕育新突破，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温，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内要素成本全面高企，主要生产要素供求关系改变，政策优惠空间缩小。虽然外贸传统优势仍然存在，但优势正逐步削弱，对外贸易已从两位数的增速回落到个位数。

一是价格优势削弱

我国纺织、服装、箱包、鞋帽、玩具、家具、塑料制品等七大类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价格与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相比优势逐步缩小，出口利润率只有区区1%—3%左右，而且许多工业制成品价格也不再便宜，中国产品价廉物美的美誉正慢慢改变。究其原因，主要是出口商品的成本不断上升导致的。

2008年以来，为了缩小个人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我国各地逐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简单劳动力的价格一路上扬。2013年，随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推出和国民收入十年倍增计划实施，社会保障水平上升，劳工成本继续攀升，传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持续弱化；在金融制度不健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条件下，我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十分严峻，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在房地产市场经历爆炒之后，房地产价格处于相对高位，加大了企业用地成本；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汇率弹性加大，对世界主要货币汇率升值明显，人民币升值使出口成本上升，企业利润率下降；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中心，对能源、原材料、矿产品、水资源等的需求越来越多，资源压力日益凸显，导致资源类产品价格全面上涨，并且由于资源类产品价格上涨传导到下游的加工制造业领域，制造业产品的成本也出现上涨趋势；在工业化进程中环境污染问题严重，环境压力与日俱增，改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现实的政策选择，因此也必然要求企业增加环境保护投入，企业的环境成本上升。

总之，我国企业目前正面对要素成本全面高企的压力，而要素成本上升削弱了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

二是要素供给条件显著变化

首先，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处于深刻变化中。随着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老龄化社会到来，劳动力供给增速放缓，劳动力总供求关系正逐步发生根本性变化，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逐步丧失，“刘易斯拐点”或将到来。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地区即便不断提高工资标准，也雇不到合格的劳动力，沿海地区劳工荒在蔓延。因此，依赖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扩大劳动力投入规模拉动生产扩张、增加出口的条件正在改变。

其次，土地供给遇到强约束，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面临巨大挑战。为了维护粮食安全，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能触碰，可开发土地的供给遇到强力约束，依赖增加厂房面积扩大市场规模的粗放型工业化模式已经走入瓶颈，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加单位土地的产出，成为必由之路。

再次，实体经济投资增长率放缓。尽管我国拥有庞大的广义货币供给规模，但在外需增长乏力、内需结构升级条件下，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凸显。一方面是流动性过剩，社会闲置资本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则是大量流动性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特别是传统制造业投资。

由于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供给条件变化，依靠低成本的要素投入增加拉动经济、贸易增长的传统优势正在削弱。

三是政策优惠空间缩小

我国在渐进式对外开放中，主要是靠优惠政策推动的。通过制定以所得税为核心的优惠政策体系，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推动工业化进程，形成庞大的出口供给能力；通过出口导向的政策设计，鼓励出口，替代进口，形成大量贸易顺差；通过单边自主开放，选择性运用国际经济规则，维护国内产业竞争力和出口竞争力。但在加入WTO后，开放的政策制度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规范的法制化的营商环境逐步替代了倾斜政策；多边贸易体制约束下的开放取代了单边自主开放，遵循国际通行惯例成为我国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要求；统一公平的国民待遇逐步取代了以所得税为核心的外资优惠政策；中性贸易政策替代了出口导向政策，出口补贴大量削减乃至取消，产品倾销行为受到严格约束。

由于优惠政策推动贸易投资的空间被挤压，靠优惠的倾斜政策培植出口竞争力已难以为继。

如何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

要实现对外贸易持续稳定发展，由“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必须谋求转型升级，在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基础上，着力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

培育对外贸易新优势，主要是培育出口新优势、提升出口国际竞争力。出口属于流通活动，是由生产决定的。要培育出口新优势，核心是从生产入手，通过技术进步、生产要素质量改进和效率提高，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生产创造出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改善贸易制度和政策环境，提升出口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最终扩大出口规模，增加出口效率。因此，与传统的出口竞争优势不同，竞争新优势要以全方位提升生产要素效率为核心，以技术创新为依托，以提升产品质量为基础，以体制改革和政策优化为动力，以主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为保障，形成系统性优势，着力于提高外贸效益。

一、提升全要素质量和效率

受资源约束，我国靠低成本的要素投入数量扩张，越来越难以维持在出口中的国际竞争力。要想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必须提高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环境、能源、水资源等在内的全要素的质量和使用效率，以提升企业综合国际竞争力。

提高劳动者素质，要以终生教育和“干中学”为基础，使我国在30多年的工业化中培育和成长起来的庞大产业工人队伍发展成为能够稳定供给的、效率较高的熟练劳动力大军，从人口大国演变为人力资源大国。目前，国内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员工技能培训，把全员技能培训、职业教育纳入日常工作中，并通过提高劳动者技能和素质提升劳动效率。提高资本质量，要以金融体制改革、建立竞争性金融市场为基础，放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准入限制，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简化投资审批手续，按照“非禁即入”的原则，扩大市场准入空间，形成全社会创业的良好氛围，促进资本向优质企业适当集中，优化资源配置效率。要在继续控房价过快上涨、稳定房价基础上，优化土地利用质量，提高土地资源再配置效率。在完善能源与水资源定价方式、税收制度基础上，提高其利用效率；实施更高标准的环境保护政策，提高环境质量，在环境保护压力下,促进企业通过技术改造、技术革新和管理创新等方式寻求生存发展之路，堵住依靠掠夺环境和资源获得高收益的途径，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形成出口竞争新优势。

二、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要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从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提升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就必须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从主要依赖生产要素投入增加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主要依赖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靠技术创新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使加工贸易逐渐由加工组装环节向产前研发、产后营销的价值链高端攀升，巩固纺织、服装、箱包、鞋帽、玩具、家具、塑料制品等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大宗出口产品在全球市场的主导地位，而技术创新是价值链升级的关键。

首先，要跟踪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趋向，加大国家对新技术的基础研究投入，推动新技术应用，跟踪国际标准，适当提高技术标准，促进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缓解制造业日益趋紧的要素约束。

其次，在深化对外开放中，加强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鼓励中外联合进行新技术研发，支持国内企业通过自建、合资、合作等方式设立海外研发中心，鼓励跨国公司和境外科研机构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鼓励企业引进先进技术，促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再次，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建立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财税、金融政策体系，消除企业创新的制度瓶颈，塑造创新的制度环境，鼓励企业技术研发投入，改革教育体制，形成创新型人才培育机制，全方位推动技术结构升级。

三、重视出口产品质量，塑造世界名牌

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各国都在谋求调整经济结构，同质化的产品极易被他国替代，由此，国际贸易的竞争也由价格竞争、规模竞争逐步转向质量竞争。中国企业能否打造出新型国际竞争力，关键取决于能否培育起以技术、品牌、服务为核心的产品质量优势，以质量立国。质量立国的核心是塑造产品品牌，提升产品品质和性能，改变廉价低质的产品形象。而持续的技术研发创新是塑造品牌的关键；良好的服务是品牌维护的主要手段。

提升出口产品质量，还要构建质量倒逼机制，采用国际先进质量标准，进出口代理建立国际认可的产品检测和认证体系，按照国际标准组织生产和质量检验；建立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完善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预警与快速反应机制；严厉打击出口侵犯知识产权和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通过构建质量倒逼机制，形成出口企业重视产品质量、崇尚提升产品品质的社会环境。

目前，我国已经涌现出华为、格力、海尔、联想、三一重工等一批企业以技术创新为支撑，实施品牌战略和质量战略，建立完善的全球售后服务体系，也出现了如高铁、核电、工程机械等在国际上享有良好声誉的高端装备制造业。未来应充分发挥具有品牌、质量效应的企业和行业的示范效应，引领越来越多的企业以质量为基础塑造世界名牌，形成群体性的、行业性的优质形象，通过品质提升来增强出口竞争优势。

四、依托体制改革和政策优化，创造制度优势

体制改革和政策优化的重点是通过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手续、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出口代理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形成有利于创新的体制环境；发挥贸易政策增进要素质量改进效应、市场拓展效应、技术进步效应、竞争效应，着重培植以产品质量、技术、服务和品牌为核心的新型竞争优势；以构建完善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的法律、政策体系为抓手，着力培育新型贸易方式；通过进行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不断为我国产品出口开拓新市场；通过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发挥利润转移效应和进口保护、出口促进效应，提高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降低出口产品成本，提升出口竞争力；通过适度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促使国内企业在竞争中不断提升自身经营管理能力，改进产品质量，提升企业竞争力；通过总结推广自由贸易试验区创造的经验，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攻坚的步伐，推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进程。

五、跟踪国际经贸规则变迁趋势，主动参与规则制定

2008年金融危机后，尽管在少数国家出现了投资保护主义倾向，但谋求打破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呼声和行动才是主流，由此也引发了新一轮全球经贸规则的变迁。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正积极谋求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掌握国际经济规则制定的制高点和控制权，一方面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推动大区域的贸易、投资自由化，通过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推动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引领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全球化秩序安排；另一方面，通过签订高水平的双边投资协定，促进投资自由化，主导国际投资规则安排。